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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俄国防部强调，该国的军事政策非常公开。继续发展对俄关系是白俄军事学说的优先方向，中国军人参加白俄独立日阅兵也完全符合白中关系发展情况。马卡罗夫建议德国之声“不要在白俄罗斯与其盟友之间寻找暗藏的矛盾”，而应多读中国哲学著作。他在信中强调：“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应该知道一句格言：‘暗室中很难找到黑猫，尤其当里面根本没猫的时候’。”

从90年代开始，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推广，使用计算机上网已经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（60年代一台IBM计算机的价格要900万美元），美国家庭拥有计算机的比例也从15%增加到了35%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大量的互联网初创公司开始出现。同时，相对于70到80年代，90年代美国的利率相对较低，因此人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取资金。美国1997年出台的减税法案，降低了最高的边际资本利得。这两者加起来，也增强了人们对资本市场的投资兴趣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此前也表示，一定能够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不仅当前能确保，长远也一定能确保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、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，是社会保险工作的“底线”和“红线”，绝不能突破。（中新经纬APP）责任编辑：覃肄灵

有学者反对发展经济学里使用随机实验，认为随机实验的方法在一个地方有效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无效了。因此，做随机控制实验看起来很科学，但是在这个村的研究并没有办法推广到其他村，更别说推广到全中国或者是推广到全世界。笔者认为，对诺奖得主有不同的评价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世界是多维的，不同人的认识也是多维的。与肯定诺奖得主的学者一样，我赞成在减轻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他们的研究与穷人的真实世界更贴近了，而且以问题导向切入，有助于提高减贫政策的针对性和准确度，有利于减少扶贫资源的浪费，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投入产出比。诺奖得主用大量实例不仅测试特定干预措施的有效性，而且还调查了原因，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，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。不过，减贫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微观的随机对照实验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，也有其局限性，减贫需要完整、综合、协调的合力才能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。与对其他事物一样，对减贫的实验性做法在认识论上需运用辩证唯物论，防止认识上的绝对化，防止教条主义、经验主义。经济学诺奖关注减贫是对的，但缺少中国样本就少了说服力。我国的扶贫和脱贫攻坚的经验是最成功的实例，当然也不能完全套用到其他国家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因为各国国情不同。

丛亮呼吁疫情较轻地区在巩固好防疫有利形势前提下，合理设置防护标准，努力创造条件，尽快实现全面复工。同场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则指出，很多地方在防控期间出台很严格的限制人员进出措施，甚至拘留提前复工企业负责人，“此风不可涨……我们将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”。

到了腾讯这里，反而就有些尴尬。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是电商，是决策层重点提倡的，而腾讯赚钱的主业游戏，则不可能被在这样的文字中正面提及。在腾讯和阿里系直接竞争的支付领域，使用的表述是“大力推动微信支付等互联网应用”，无疑比“全球领先移动支付网络”的调门低了很多。因而，在腾讯的颁奖词中，凸显的是“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”的成分，这更多反映的是腾讯在游戏业务遭遇强监管下，加紧向所谓“产业互联网”转型的意志。今年，腾讯备受资本市场质疑，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架构调整，而腾讯调整的重心，则是在企业服务领域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阿里一直赚的是难的钱，而腾讯一直赚的是容易的钱，现在腾讯的2C业务的天花板越来越近，腾讯也不得不进军2B市场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在商业基础设施和云计算等2B领域，阿里的确已经领先了相当的身位。